2019-06-17豆沙网祖先建社处,郡望发祥地——郭氏因阳曲而名,郭族因太原而大(四)-太原郭氏宗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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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文章)中篇——太原阳曲是郭子仪祖籍地和汾阳王爵号因封地
二、郭子仪祖籍地和汾阳王爵号因封地是唐汾州的说法没有史实依据
相较于郭子仪祖籍为太原的史料记载和金石之据,“郭子仪祖籍地、封地及汾阳王爵号因封地为唐汾州”之说所持依据则似是而非,至难成立。
1、郭子仪祖籍地、封地及汾阳王爵号因封地“唐汾州说”所持的主要依据
其一叶蓉然,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说明其爵号因封地应为唐汾州这样的郡、州之地
“唐汾州说”认为,郭子仪所封之爵为“汾阳郡王”,说明其因封地的行政级别必为郡或州,所以才能授为“郡王”。太原虽为郡州级别,但只称过“晋阳”、“并州”,而没有叫过“汾阳”。太原阳曲虽于汉、隋、唐数度称名“汾阳县”,但其仅为县级,从未达到过郡或州、府的级别。所以说,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只能是魏晋及唐时曾称名西河郡且于唐之前就曾称名过“汾阳”的唐汾州。
其二,唐汾州自春秋到汉隋唐就曾称名为汾阳
“唐汾州说”认为,隋汾阳宫建于西河县的史实及《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证明唐汾州之地称名汾阳,非自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自春秋到汉、隋、唐就曾称名“汾阳”。唐时大臣封王爵号,多以其得姓地或祖籍地大名授之,所以,郭子仪之所以授爵“汾阳郡王”,盖因唐汾州为郭子仪祖籍地,且唐汾州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前就曾称名“汾阳”之故。
其三,郭子仪及其诸子的封地就在唐汾州
“唐汾州说”认为,唐德宗所颁《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相关记载证明,郭子仪本人的封地及其诸子所袭食邑地就在唐汾州,这不仅证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缘由,而且也证明郭子仪祖籍为唐汾州无误。
然而崔明秀,上述三方面所列依据及关于对郭子仪祖籍地、汾阳王爵名因封地及食邑封地皆为唐汾州的认定,则与相关史实不符。
2、对郭子仪祖籍地、爵号因封地及封地“唐汾州说”所持主要依据的剖析和勘误
第一,郭子仪所封“汾阳郡王”的爵号与所谓的“汾阳郡”无关
唐朝爵位等级一为亲王,二为嗣王、郡王,三为国公,四为开国郡公,五为开国县公,六为开国县侯,七为开国县伯,八为开国县子,九为开国县男等九个等级。其中,亲王一级只授予皇室嫡亲,为正一品。第二等级中包括同为从一品的嗣王和郡王两个爵位。嗣王是授予亲王诸子中承嫡者的爵位,郡王则为授予太子之子及大臣中有显功者的爵位。郭子仪所封的“汾阳郡王”即为第二等级中的“郡王”。
据上而言,郭子仪“汾阳郡王”爵位中的“汾阳”为爵称缀名,“郡王”则是爵位的等级名称。这就是说,郭子仪“汾阳郡王”爵称的基本含义,绝非“汾阳郡之王”的指称,而是以“汾阳”为爵号缀名的“郡王”。就是说,“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是指郭子仪爵号因封地的名称,而“郡王”则是与“亲王”、“嗣王”以及“国公”、“郡公”、“县公”等专为区分爵位等级的爵级之称。所以,“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与“郡王”这两个名称,是两个各自独立和各具本义的特定名称异世青龙,是不能将之另组词为“汾阳郡”的。所以“汾阳郡王”之爵称,唯一的含义是,该“郡王”之爵所赐的爵名号为“汾阳”,根本没有“汾阳郡之地”所封“汾阳郡之王”的含义。
可见,郭子仪“汾阳郡王”爵位之授,只与郭子仪得姓地或祖籍地是否叫作“汾阳”有关,与其地行政等级是否为郡、州则无关联。也就是说,郭子仪所授的大臣中最高等级的“郡王”爵位因封地,并不受是否为郡州级别的限制,只要是称名汾阳,即便是县地亦无妨。
第二,唐汾州其地州、郡、县行政名称,在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前从未叫过汾阳
据权威史料记载,唐汾州之地州、郡、县等行政名称沿革,春秋时名瓜衍,战国及秦时名兹氏,汉王莽新朝时称兹同达文西是谁,三国曹魏时称西河,西晋时称隰城,北魏时汾州自今交口县境徙此,东魏、北齐、北周时曾先后称过灵州、武昌郡、南朔州及介州,唐时曾先后称过浩州、汾州、西河等。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汾州升府之际,其附郭县方首次称名为汾阳县。这就是说,郭子仪于唐宝应元年(762年)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唐汾州其地州、郡、县正式的行政名称,从未叫过“汾阳”之名。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即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833年后,今汾阳市所在地汾州升府时,此前曾称名过瓜衍、兹氏、兹同、隰城、汾州、西河等名称的汾州府附郭县方首次称名为“汾阳县”。与此互为佐证的是,今汾阳市历史上所有的地方志,皆无今汾阳市其地县以上行政正式名称于明万历二十三年之前曾称过“汾阳”之名的记载。
“郭子仪祖籍唐汾州说”的最主要的依据或曰基点,就是必须要证明今汾阳之称名“汾阳”非自明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就曾称名过汾阳。仅管所有正史及今汾阳市所有地方志皆无唐汾州之地县以上行政名称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前曾正式称名过汾阳的记载,但“唐汾州说”还是将《资治通鉴》中几处关于隋汾阳宫的相关记载,当作唐汾州于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的 “凿凿史据”。
此“凿凿史据”发掘自清康熙《汾阳县志》。据该县志载:“隋大业四年夏,营汾阳宫,遗址在(西河)县东十五里。”该县志所附按语称:“汾州之名‘汾阳’,付瑞亭自古云然。至炀帝建宫,尚名汾阳,唐世因之,无可疑者。”且言:“此见之正史,凿凿可据。”
清康熙《汾阳县志》所载隋汾阳宫建于今汾阳的“凿凿史据”,依据于该县志如下记载:“《纲目》(资治通鉴)载:刘武周据汾阳宫,唐太宗言于高祖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子建成及世民击西河郡,拔之,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据此,不益信汾阳宫之在西河郡?”
该县志以上记载“隋末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及“李建成、李世民往击西河郡”二事件不虚。但是,该县志为证明隋汾阳宫建于隋西河郡,竟将这二件相隔数月之久、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合并成了“历时九日皆发生在西河郡”的同一历史事件,这与《资治通鉴》对这二个事件的相关记载截然不同:
一是,《资治通鉴·隋记七》载:“(隋义宁元年三月)武周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四月,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民与刘文静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
该段记载所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三、四月间,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李渊其时已有代隋之志,遂借故命其子李世民等募兵,且密召远在河东(晋南)的李建成等来太原共谋代隋之举。更为重要的是,该段记载表明,此期间,不管是当时在太原的李世民,还是后来密来太原的李建成等,皆未出兵往击刘武周,更未引兵往击西河郡。
二是,《资治通鉴·隋记八》记载:“(隋义宁元年六月)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建成、世民击西河,……攻拔之。……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
该段记载所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六月,即刘武周占据汾阳宫三个月后,西河郡丞高德儒不从李渊之命,李建成、李世民奉李渊之令引兵往击西河,破城斩高德儒后引兵返晋阳,前后用时共九天。可见,这一发生于西河郡的庄端儿,用时“往返凡九日”的事件,与三个月前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李渊命李世民借故募兵一事毫无关联。
由上可知,“郭子仪祖籍唐汾州说”为证明唐汾州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所引证的关于隋汾阳宫建于西河郡“见之正史,凿凿可据”的内容,其实是将《资治通鉴》记载的,李渊分别与占据汾阳宫的刘武周及与不从其命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二者间的、毫无关联且相隔三月之久的二个独立事件,合并成了同时发生在九日之内的、同在西河郡一地的同一历史事件。显而易见,“郭子仪祖籍唐汾州说”用以证实隋汾阳宫建在隋西河郡的“凿凿正史”记载,其实是对《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移花接木的嫁接和南辕北辙的拼凑。
那么,隋汾阳宫究竟建在何地呢?据《资治通鉴·隋记四》载:“隋大业四年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隋志》载:“楼烦郡汾源县美人重欲,旧岢岚也,大业四年,改为静乐,有汾阳宫,管涔山,天池、汾水。”《水经注》载:“炀帝起汾阳宫环天池篡水浒。”由以上史料记载可知,隋炀帝所建汾阳宫的宫址是在唐汾州之北四百里以远、于汉隋唐曾称名汾源县、汾阳县且为汾水发源地的今山西静乐县的管汵山麓。
据上可知这事不赖我,支撑唐汾州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进而以此证实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的 “凿凿正史之据”,其实是移花接木的不实之说,凭此是不能证实“隋汾阳宫遗址在县(隋西河县)东十五里”的。所以,唐汾州根本不可能与郭子仪爵号中的“汾阳”有关联,唐汾州即今汾阳市并非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
第三,唐时的汾州并无郭子仪及其诸子的封地或封户
“郭子仪祖籍唐汾州说”的另一重要依据为“郭子仪及其诸子的封地和食邑皆在唐汾州”。其说依据的史料是唐德宗于建中四年所颁《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
“郭子仪祖籍唐汾州说”认为,唐德宗诏书中所言“汾阳旧邑”中的“汾阳”一语双关,既有指称汾阳王郭子仪之义非洲白鹭花,亦有指称“汾州其地”之义,所以“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之句意为:“汾州也即汾阳其地汾阳王郭子仪的旧邑,合当由郭子仪诸子很好地继承。”据此,“唐汾州说”认为,“汾阳旧邑”之句既可证明郭子仪的封地在汾州,亦可证明唐时的汾州称汾阳,也可证郭子仪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即唐汾州。如此而已,唐汾州为郭子仪祖籍地的认定便无可置疑。对此,“唐汾州说”代表性论著《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一文称:“正由于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旧邑,盍有丕承’,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汾阳”含意及封地考》一文则称:“郭暧食邑在今汾阳市爱子村。旧唐书记载,郭子仪逝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二千户食邑,一半归公,一半分给了儿孙们,其中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李宗瑶,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
然而,上述“郭子仪祖籍唐汾州说”关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的解析和认定存在四方面的考析之误:
其误一,将汉之前与唐时有本质区别的王侯“封地”混为一谈
唐代王侯的“封地”与汉之前已有根本区别,其“封地”无实际疆土,变成了单纯的荣誉性加衔,食邑户数也只是有名无实的虚封。如郭子仪虽授爵“汾阳郡王”,但在其因封地“汾阳”并无实际存在的封地。例如,唐爵制“郡王食邑五千户”的待遇,对郭子仪而言,仅仅是象征爵位等级的虚名,并不能真正享有五千食邑户的税赋爵禄。可见,以“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之句,推论出“汾州是郭子仪封地,亦是其原有食邑所在”的认定,实属对唐爵制疏考之误小爱进城。
其误二,对唐“食邑制”的基本情况和唐玄宗所作的相关变革不明了
唐食邑制的构成为“虚封”和“实封”二种。“虚封”内容,主要体现在不同爵级象征性的“食邑多少户”等荣誉性称誉方面。“实封”则为实际享有的“永业田”和“食实封”二方面的爵禄。郭子仪享有的永业田为郡王级的五十顷,此外就是被称为“真户”的“食实封”了。食实封,是指受封者可实际享用其封户租庸调赋税的一种封赏。唐玄宗于开元中期改革食邑制后,食实封者不得再私征封户赋税,改为按封户应纳赋税而从“太府寺”及“赐坊”等国库领取封物,其实有同俸禄。可见,郭子仪根本就不可能有实际存在的所谓封地。
其误三,对郭子仪四次食实封与授爵汾阳郡王的关系疏于考析
郭子仪最终二千户的食实封由四次赐封构成,先是唐至德元载(756年12月)肃宗封其“代国公”时的“食邑千户”,继是唐宝应元年(762年8月)代宗即位后“加实户七百”,再是唐永泰元年(765年10月)于泾阳盟回纥退吐蕃后“入朝加封二百户”,最后是唐建中元年(779年5月)德宗即位后“增实封通前二千户”。郭子仪的这四次食邑户实封,不管是被封代国公的食邑千户,还是被授肃宗“山陵使”加实封的七百户,还是于泾阳单骑盟回纥大败吐蕃后加封的二百户,还是被授代宗“山陵使”尊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的一百户,都与郭子仪于唐肃宗宝应元年二月授爵汾阳郡王无关,而且,即便在代国,或是肃宗“建陵”所在地陕西礼泉县,或是大败吐蕃的泾阳,或是代宗“元陵”所在的陕西富平县等与郭子仪四次食实封关联地,皆无郭子仪所谓的封地,那么,与郭子仪四次食实封皆无关联的唐汾州,更是不可能有其所谓的封地。
其误四,对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相关内容的解析有误
郭子仪逝后,其“代国公”爵位及实封二千户皆由长子郭曜承袭。二年后,郭曜也逝,唐德宗下《优恤郭子仪诸子诏》,对郭曜所袭代国公及实封二千户作出如下处置:“故汾阳王……虽嫡长云殂,支宗斯盛,汾阳旧邑,盍有丕承……其实封二千户,宜准式减半,馀可分袭……暧可袭代国公豆沙网,仍通前袭三百户,晞可二百五十户,曙可五十户……”
上述德宗诏书的译文为:“已故汾阳王郭子仪,其长子郭曜虽继之也逝,但汾阳王后裔仍盛,所以郭曜原承袭的代国公爵位及实封等汾阳王原有的食邑,合当由其子孙承继。其实封二千户依制减半归朝廷,所余一千户由子孙分别承袭;郭暧承袭代国公爵位,袭三百户;郭晞袭二百五十户;郭曙袭五十户……”
由上可知,德宗诏书中的“汾阳旧邑”,是指汾阳王郭子仪原有食邑中的“代国公”爵位和“二千户”食实封,其中的“汾阳”是汾阳王郭子仪的代称,仅指称汾阳王郭子仪本人死神千刃,根本没有指称“汾阳之地”的含义,更没有指称“汾州之地”的含义。所以说,认为“汾阳旧邑”是指称“汾阳王汾州之地旧邑”的认定,实属风马牛不相及的牵强附会。
相对于唐德宗诏书中“汾阳”乃指称“汾州”的无史据可证,而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后被指称为“汾阳”的史据则比比皆是,如《(新、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天祚土德,实生汾阳”;唐德宗悼郭子仪诏:“力扶天柱,唯赖汾阳”;《唐故敬之郭公庙碑铭》(郭氏家庙碑)载:“于戏令公,汾阳启封”;《故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铭并序》载:“上以恢圣朝之耿光,次以播汾阳之德声”;《唐尚父汾阳郭忠武王碑记》载:“桓桓汾阳,惟国之纲,提师于钺,以剪乱党”。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据上可见,《史实佐证汾阳郭氏》、《汾上访古》等文中关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可证“汾州于唐时即称汾阳,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以及“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等等说法,无疑是对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的误释错译。如按其“汾阳王郭子仪食实二千户封于唐汾州”的认定来解析,哪么郭子仪封代国公时的一千户难道是封在汾州眭依凡?任肃宗山陵使时加封的七百户也在汾州?于泾州盟回纥退吐蕃后加封的二百户也在汾州?为代宗山陵使时增封的一百户也在汾州?而且郭子仪逝后,其长子郭曜承袭的所有食实封二千户难道全部都在汾州?且不说自唐玄宗改革食邑制后,唐王公大臣食实封多少户,仅仅是从太府寺及赐坊领取相当于奉禄的计量标准,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的封地或封户,即便假设而言,如果有,根据郭子仪食实封受封经历和因封缘故,其二千户食实封,也决无一户封于唐汾州。
总之,由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推定“汾州于唐时即称汾阳,汾州是汾阳王封地,汾阳王诸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并据此佐证“郭子仪祖籍为唐汾州”的解析和认定是不能成立的。
然而,唐汾州西河县之地何以于明万历二十三年时被称为汾阳呢?据笔者考究,今汾阳市春秋时称瓜衍,之后还称过兹氏、西河县(郡、国)、隰县、汾州、浩州等名,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之际,汾州府的附郭县方称名为汾阳县。然而,此汾阳县“汾阳”之称,与地理学方面“水北山南为阳”的定位无关,因其县并非位于汾河之北,而是位于汾河之西。而且,也与其地曾用过的诸多县名无关。其地改称汾阳之名唯为关联者,是因了感恩、尊仰汾阳王郭子仪的人文缘由。
唐宝应元年(762年),郭子仪往平太原、绛州、翼城等地兵乱前授爵“汾阳郡王”。二年后的唐广德二年,仆固怀恩据汾州,欲策动驻于“汾上”,即分驻于汾河流域滨河各地的朔方军作乱。郭子仪奉旨往河东,以其威望,兵不血刃平定了仆固怀恩之乱李廷亮,迫使栖身汾州的仆固怀恩弃军西逃灵武。从而使汾州民众幸免了一场大规模的血火之灾。自后,汾州吏民为感恩汾阳王,到宋、金时,开始将其地兵司或局地以“汾阳”称之。到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附郭县命名时,正是因了对汾阳王郭子仪的感恩戴德,其汾州府治所在县的名称方称为“汾阳县”。与此说切合和互为映证的是,其地于明万历十三年及万历四十三年,即汾州府附郭县命名为汾阳县之前十年及之后二十年时所建的汾阳王祠和汾阳王庙的起因,亦是皆出于感恩汾阳王之故。一如这两座祠庙于建祠、建庙《纪略》中所言:“惟郭公为汾捍患,建庙血食,祀典允宜……当立庙祀之,所以报也策梦侯。”
另据笔者考析,明汾州升府附郭县命名为“汾阳县”的缘由,除了上述汾州民众感恩、崇敬、纪念汾阳王郭子仪的主要原因外,尚有一相关客观因素也应提及。《城邑考》载:“(汾州)府城,一名“四阳城”,世传曹魏所筑,四面皆向日也。”原汾州府城的建造方位非为传统的正北正南,而是与子午线略成33度夹角,以致其城四面皆可不同程度地受到阳光照射,因之汾州城也被称作四面皆可见到阳光的“四阳城”。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时,府治与同时设置的附郭县县治皆治署汾州城,其时府曰“汾州府”,附郭县的名称,本可沿袭之前的“瓜衍”、“兹氏”、“西河”等曾用名,或可以汾州府城的别称“四阳”为名。但是,汾州府所置附郭县之名却确定为“汾阳”。其中的缘故,除了感念汾阳王郭子仪的主因外,也有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其时汾州之称的“汾”字,已上升为该地最具代表性的代名词;而汾州城别称“四阳城”中的“阳”字,则集中代表了汾州城独特的建筑方位特点。因之,取汾州正名之中的“汾”字及别名之中的“阳”字而组成附郭县“汾阳”之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且,令人惊叹、感触不已的是,此“汾阳”之称,不仅充分体现了汾州其地的历史沿革特性和州城独具的建筑方位特点,而且与汾州民众感恩、崇敬的汾阳郡王郭子仪爵号中的“汾阳”爵名完全切合。可见跨世奇缘,明汾州府附郭县之名,由感恩、崇敬汾阳王郭子仪的民心和其地最具代表性的“汾”字及反映其城方位独有特色的“阳”字融合而成的“汾阳”之称,是最合民心城情,最顺理成章、最机缘巧合的县名。
综上所述,经过对相关史料原始记载的查核考实,经过对相关史料内容真实含义的勘正纠误,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汾州及其属县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之前从未称名过汾阳;隋汾阳宫并非建于隋西河县,而是建于唐汾州之北四百里以远的管汵山汾水发源地;唐汾州根本不会有汾阳王郭子仪及其诸子的所谓封地或封户。总之,所有相关史实说明,郭子仪家族的祖籍地以及郭子仪汾阳王爵号的因封地并非唐汾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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