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02骨肉相连价格洪述祖招安应夔丞-环球游知宝

洪述祖招安应夔丞-环球游知宝
本文原载于《温故》总第20辑,作者张耀杰。注释从略。
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心一意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通过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争取政党内阁的组阁权。就在他胜利在望的时候,直接针对他的一场阴谋暗杀,不仅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而且扭转了中华民国已经初步奠定的宪政民主、统一共和的发展轨道。这场暗杀阴谋中最为直接的诱因,是中央政府方面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对于上海国民党方面的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的奉命招安。
一、唐德刚误写应夔丞
《袁氏当国》是美籍华裔教授唐德刚的晚年著作,书中贡献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者所不具备的独到见解。只可惜在美国教书育人的唐德刚,既没有在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查证方面做足功课,也没有认真体会宪政民主的制度原理,以及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疑罪从无的罪由法定、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法理常识,以至于直接把小说演义中的虚构材料写入历史,并且据此得出了一系列以讹传讹的错误判断。对于以历史学家自居的唐德刚来说,像这样的学术硬伤,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出现的。
《袁氏当国》中有一个很不严谨的小标题,叫做“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据唐德刚介绍:“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首先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作宣传。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显然都是一伙的。……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谍报机构自古就是军事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北洋新军总头目的袁世凯,自然有他的谍报系统。他的河南籍同乡、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就是中国警察及秘密警察制度的主要创始人。但是,唐德刚把应夔丞说成是袁世凯派遣的“第一个特务”,显然是出于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无视。
应夔丞并不是中央政府方面的袁世凯、赵秉钧的派出人员,反而是同盟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随后又担任过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卫队司令和庶务长,以及前陆军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监黄兴手下的重要助手。1911年11月9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其中的“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谍报科的科长,正是应夔丞。1913年4月9日下午,应夔丞在上海公共租界第五次会审公堂出庭受审时,谈到自己在临时大总统府担任庶务长时管辖有十二个科,除秘书长胡汉民之外以庶务长职位为最高,“其职守在散发军饷等事”。
至于“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是唐德刚对于历史事实更加严重的无视。辛亥革命前后,称共进会或者简称共进会的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团体。“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于1907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是由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居正、孙武、余晋域、刘英、吴慈祥、彭汉遗等人,出于对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不满,仿照江湖秘密会党开山立堂的办法另行组织的革命团体。
1908年冬,共进会的孙武、焦达峰、刘公、彭汉遗等人先后回国,并且很快把主要联络对象由秘密会党转向清政府的新军。1911年9月14日,湖北地区的共进会组织与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决定合并,由共进会方面的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人与文学社方面的蒋翊武等人共同领导武装暴动。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汉三镇率先爆发,飘扬在蛇山黄鹤楼的,正是共进会用来象征汉族十八省的十八星会旗。
由应夔丞任会长、张尧卿任副会长的中华国民共进会,是在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强力支持下,成立于1912年7月1日的青帮、洪帮、哥老会公口的江湖秘密会党联合组织。应夔丞与辛亥革命期间号称“三武”的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在辛亥革命之前并不是“一伙”,中华国民共进会与“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组织。直到张振武被黎元洪、袁世凯合谋杀害之后,应夔丞才积极参与湖北方面的革命党人针对黎元洪的复仇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上海方面的国民党人,对于首义之地湖北武汉的借机渗透。
二、唐德刚戏说“袁姐丈”
比起对于应夔丞及共进会的信口开河,牵强附会,唐德刚接下来对于洪述祖的“姐丈”袁世凯以讹传讹的戏说演义,就显得更加不学术甚至于反学术了。
在谈到“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时,唐德刚写道:“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公主小凡,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应的直接领导。”
关于洪述祖,唐德刚介绍说:“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姬妾十五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侍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们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们来说,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骨肉相连价格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所谓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在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十六回“情脉脉洪姨进甘言,语詹詹徐相陈苦口”中,另有更加原始也更加完整的叙述:“老袁一妻十五妾,……洪姨是老袁第六妾,貌极妍丽,性尤狡黠,最得老袁宠爱,看官若问她母家,乃是宋案正凶洪述祖的胞妹。”
按照蔡东藩的叙述,袁世凯在天津郊区的小站练兵时,洪述祖成为替北洋新军采购后勤物资的代理商及“襄办军务”的亲信。后来因为发军饷触怒“老袁至亲”某标统,该标统背后向袁世凯说洪述祖的坏话,袁世凯因此起了疑心。洪述祖知道此事后,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把同胞妹子,盛饰起来,送入袁第,只说是购诸民间,献侍巾栉。美人计最是上招。老袁本登徒后身,见了这个粉妆玉琢的美人儿,那有不爱之理?到口馒头,拿来就吞,一宵枕席风光,占得人间乐趣。是时洪女年方十九,秀外慧中,能以目听,以眉视,一张樱桃小口,尤能粲吐莲花,每出一语,无不令人解颐。袁氏有时盛怒,但教洪女数言,当即破颜为笑,以故深得袁欢,擅专房宠。”
到了第五十八回“庆纪元于夫人闹宴,仍正朔唐都督誓师”中,蔡东藩还专门列出“袁家姬妾”清单:
其一,闵氏朝鲜人,系闵氏养女,相传其本姓金氏,寄养朝鲜王妃母家,小名碧蝉。
其二,黄氏绰号小白菜,与袁同里,系豆腐肆中黄氏女。
其三,何氏系苏州商人女,小名阿桂。
其四,柳氏小名三儿,系天津韩家班名妓,见四十八回。
其五,名红红,亦勾栏中人,袁任鲁抚时,红红与仆私,为袁所杀。
其六,洪氏即洪述祖妹,见四十六回。
其七,范氏与袁同里,系袁氏乳媪女,小名凤儿。
其八,叶氏扬州人,父叶巽,候补河南知县。父殁家落,女鬻诸绅家,转赠袁为妾。
其九,贵儿系盛氏婢女,小名贵儿,亦扬州人,姓名未详。
其十、十一为大小尹氏,初为第六妾洪氏使女,系同胞姊妹,籍贯未详。
其十二,汪氏与袁同里,系榜人女汉明帝尊师。
其十三,周氏本杭州名妓,能诗,别号忆秦楼。
其十四,虞氏本袁家侍婢,小名阿香,姓氏未详。
其十五,洪氏系洪述祖侄女,小名翠媛,与第六妾洪氏,有姑侄之称。
而在事实上,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大都是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同样性质的历史演义还有蔡寄鸥所写的《鄂州血史》,其中竟然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谋主,直接认定为完全“莫须有”的“洪姨”。根据袁克文1926年出版的《洹上私乘》一书,以及袁静雪写于1963年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的相关记录,袁世凯的元配妻子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除于氏外,袁世凯另有九名如夫人雪之梦钢琴谱,其中根本不存在洪述祖的同胞妹妹洪氏这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唐德刚不到第一手文献资料中去寻找信史资料,却偏偏到蔡东藩、蔡寄鸥等人的历史演义中寻找自己“一直存疑”的无稽之谈,并且添油加醋想当然地借题发挥,于是便出现了关于“袁姐丈”的戏说演义: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异。”
行文至此,唐德刚颇为得意地自己夸奖自己说:“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
应该说,唐德刚把宋教仁案,与“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进行类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蒋经国晚年对于擅自为他作传的江南(刘宜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不过,具体到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他尽管有为赵秉钧及袁世凯效忠服务的动机与冲动,却不是称袁世凯为“姐丈”的“近亲”;更不是专门从事“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之类“下流勾当”的“下流的宵小”;反而是与袁世凯、赵秉钧、孙中山、黄兴等人处在同一种精神境界的“爱国者”。
三、张绍曾介绍洪述祖
1913年4月25日深夜12时,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以长篇通电方式公布了宋教仁案的部分证据。4月26日,作为国民党第一大报的《民立报》,以《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为标题全文刊登这一长篇通电。4月27日,《民立报》再接再厉,以《关于宋案证据之披露》(以下简称“宋案证据”)为标题发行临时增刊,在公开承认“为时太迫,讹误之处未及细勘”的同时,以加写编者按的方式披露点评了四十四项书面证据。同年5月,另有铅印本《江苏都督程德全呈大总统检查报告——附应夔丞家搜获之函电文件五十三通》(以下简称“检查报告”)面世。认真阅读这些证据材料,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内务部秘书、青帮“大”字辈大佬洪述祖,南下会见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大佬应夔丞的最初使命,是对于应夔丞及共进会进行招安。接受招安之后主动向洪述祖及赵秉钧、袁世凯邀功请赏的应夔丞,最初提出的方案并不是雇用凶手杀害宋教仁,而是要通过“文字鼓吹,金钱联合”的方式,诋毁败坏宋教仁及孙中山、黄兴的名誉。
被程德全列入“检查报告”第一件的,是张绍曾于1912年9月17日写给应夔丞的介绍信:
“夔丞仁兄大鉴:敬启者,前上函电,计登签阁。每忆道范,时切神驰。京师自孙、黄惠然而来,与大总统握手言欢,社会之欢迎日有数起,是为南北感情融洽之证,不胜为民国前途庆。兹有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有规划,当道咸依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胜感企之至。弟如恒,栗碌乏善足陈。台从何日北上,急盼驾临叙别情也。专此敬请台安。愚弟张绍曾鞠躬。”
张绍曾,字敬舆,直隶大成(今河北省大城县)张思河人。他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与同期同学吴禄贞、二期同学蓝天蔚并称“士官三杰”。1911年,张绍曾任第二十镇统制,驻奉天、新民一线。同年9月8日,张绍曾奉命带兵入关,准备与第六镇在永平举行秋季会操。当第二十镇由关外乘火车到达永平附近的滦州时,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清政府下令中止秋操,准备调第二十镇到南方攻打革命军。在滦州待命的第二十镇下级军官,自发截留了从奉天运往汉口的一批军火。10月29日,张绍曾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吴禄贞、第四十协协统潘渠楹等人,以联名通电的方式向清政府提出十二项要求,其中包括在辛亥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宣示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这份电报名为“兵谏”,其实是一份关于宪政改革的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立宪事业,在两个月内付诸实施,从而给清政府以近距离地沉重打击。措手不及的清政府只好采取妥协怀柔政策,于第二天公开宣布撤销皇族内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并且嘉奖张绍曾等人“忠勇为国”。资政院以最快速度于11月3日制定十九款宪法信条,由清政府即日批准公布,并且宣称即将宣誓太庙以资信守。包括1910年行刺摄政王的汪精卫、黄复生、罗树勋在内的政治犯也得到赦免。张绍曾随后被授予侍郎衔,以宣抚大臣身份前往长江一带宣示朝廷方面的立宪诚意,其间与张謇、赵凤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等人密切交往。
张绍曾介绍信中所说的“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指的是洪述祖奉袁世凯、赵秉钧的命令,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上海等地,对包括共进会在内的江湖秘密会党进行调查处理。据沈云龙《暗杀宋教仁的要犯洪述祖》一文介绍,洪述祖的另一重身份是青帮“大”字辈的大佬。由于有张绍曾居中介绍,五十四岁的中央特派员、内务部秘书、青帮“大”字辈大佬洪述祖,与四十九岁的通缉犯、青帮“大”字辈大佬、共进会会长应夔丞一见如故。10月16日,洪述祖陪同应夔丞前往南京会见江苏都督程德全。程德全当场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且在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汇报说:
“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曾宝宝,……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一门三父子,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
10月18日,袁世凯在回电中表示说:“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
四、洪述祖“规划”中华民国
张绍曾在介绍信中所说的“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有规划”,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插曲。
辛亥革命在武昌率先爆发后,曾任张之洞首席幕僚的赵凤昌,成为南北和谈的关键人物。与袁世凯有师生情谊,并且在政、学、工、商界享有盛誉的江苏咨议局议长、状元实业家张謇,从南通到上海办事时,经常住在赵凤昌位于南阳路的私家住宅惜阴堂中。与赵凤昌有姻亲关系的直隶候补道兼矿物局总办洪述祖,因此成为赵凤昌与北京、天津方面的唐绍仪等人沟通联络的中间人。
辛亥年十月朔日(初一),也就是1911年11月21日,洪述祖在写给赵凤昌的一封密信中,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以及唐绍仪南下议和的相关情况:
“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
这里的“项城”即袁世凯,“老庆”即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庆亲王奕劻,“菊人”即徐世昌。“少川”即赵凤昌的老朋友唐绍仪。“上月初在少川处读吾哥密电”,指的是赵凤昌于旧历九月初六日即公历10月27日发给天津唐绍仪的密电,其中写道:“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深叩祷。”
赵凤昌所说的“大事”,指的是汉民族推翻满清王朝的光复大业。在此之前的10月26日,清廷下诏革去邮传大臣盛宣怀的职务,永不叙用,同时任命与盛宣怀有宿怨的唐绍仪接任邮传大臣。洪述祖在唐绍仪家中看到这份密电后,同样劝说唐绍仪不要就任邮传部大臣,并于第二天以隆裕太后名义草拟一份共和诏书。唐绍仪接受赵凤昌、洪述祖等人的建议,以生病为由一直没有到北京就职。11月11日,正在孝感前线指挥作战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率领卫队来到北京。11月15日,唐绍仪致电北京内阁,以“连日赶紧医治,毫不奏效”为借口,再一次请求“准予开缺”。11月16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宣布内阁名单,唐绍仪的邮传部大臣改由杨士琦署理。11月17日,也就是袁世凯责任内阁正式成立的第二天,唐绍仪从天津来到北京,洪述祖也于11月18日来到北京。
洪述祖的草诏此前已经由唐绍仪通过两种途径转交袁世凯审阅,11月18日由唐绍仪当面交给庆亲王奕劻,由奕劻转呈清政府最高当局。11月19日,这份草诏被摄政王载沣等人拒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洪述祖给远在上海的赵凤昌写信,一方面希望袁世凯“即以此宗旨奏请施行,倘不允,以去就争之”;一方面希望已经宣告独立的南方各省坚持宪政民主的共和立场“切勿松动”。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唐绍仪能够出任南下上海的议和代表。
关于洪述祖在辛亥革命特别是南北议和期间所发挥的作用,曾经跟随唐绍仪南下议和、后来又担任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以及赵秉钧的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在回忆录中转述赵秉钧的话说:“唐绍仪到京,住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直隶候补道洪述祖,在北洋时与唐有旧,力劝其不就邮传大臣职务,乘此机会,仿照美、法,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其进行,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其对于宫廷、新贵、军队、外交、党人,都有运用方法,照此做去,能使清帝退位。清廷无人,推倒并不甚难,可与宫保详密商定,创造共和局面,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为新国内阁总理。”
当时的武昌正处于大兵压境的危难之中,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并不急于打败以黎元洪、黄兴为首的革命武装,而是通过多种渠道与革命党方面沟通联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社会转型。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南方的革命党人同意接受袁世凯的谈判条件。于是,张謇、赵凤昌等人以第三方身份直接促成了以唐绍仪为清朝政府全权代表、以伍廷芳为南方独立各省全权代表的南方议和。由于年老多病的赵凤昌行动不便,唐绍仪与伍廷芳之间最具实质性的南北和谈,大都是在惜阴堂里秘密进行的。据刘厚生回忆说,“议和时,洪述祖常至凤昌家中,效奔走之劳”。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由唐绍仪组织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洪述祖论功行赏,原本要出任内务部总长赵秉钧的秘书长,因为官制里没有这个职位,他只好屈就秘书之职。
在江苏常州的博物馆内,收藏有洪述祖的一方“共和砚”。网络中也流传有洪述祖赠送安徽合肥人李经即“新梧先生”的“共和砚”拓本,其正面题词是“新梧先生鉴存述祖”。右边是篆书“共和砚”,落款为“壬子十月观川居士属陶心如篆并刻”。砚背墨拓中的跋语是“中华民国三年即甲寅八月吉林宋小濂铁梅氏获观”。
“壬子”即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元年的1912年。“观川居士”即洪述祖。“陶心如”即陶家瑶,洪永时江西南昌人,字星如,一作心如。他的妹妹嫁给洪述祖的长子洪深为妻,后离异。“甲寅”即1914年。“宋小濂”是吉林永吉人,字铁梅,在他的跋语后面另有砚铭墨拓:“辛亥九月,砚得,主共和诏书起于此,勒铭左侧志忘,中华男子洪述祖。”
由此可知,这方“共和砚”得之于1911年9月,同年12月28日,隆裕太后所颁布的共和诏谕,最初就是用此砚起草的。直到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依然以“中华男子”自居的洪述祖,至少在主观上是有爱国救国的政治抱负的。只是他所选择的爱国救国的政治路径,不是像梁启超、宋教仁那样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依法从事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而是与国民党方面的黄兴、陈其美等人一样,撇开或退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非法从事秘密暗杀及暴力革命。
1913年5月3日,逃到青岛德国租界的洪述祖发表通电,为自己在宋教仁案中扮演的“救国”角色辩护说:“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
在谈到自己与应夔丞来往函电中的“宋燬”等语时,洪述祖解释说:“仅欲燬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燬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接下来,洪述祖承认自己因为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五、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程德全“检查报告”的第二件,是洪述祖从南京返回北京之后,于1912年10月24日写给应夔丞的一封密信:
“夔臣老弟足下:别后二十日到津,二十二日入都。张绍曾早已出京,吾弟手书,只好交邮局挂号寄去矣。中央加委一层,总理甚赞成,明后弟见大总统后再定。京中报馆,前说四家,请开示名目。吾弟可告前途,来通机关。究竟京中设共进会与否,希明白告我。吾弟手函,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
“检查报告”的第三件,是洪述祖亲笔题写并且盖有“洪氏观川居士沽上草堂之印”的“川密电本”,也就是他从南京返回北京时送给应夔丞的密电码。
同样是在10月24日,洪述祖还给应夔丞发去一份密电,被“检查报告”列为第三十二件,其中写道:“文元坊应夔丞:川。申事妥,俟黎处取消前电,即当正式委任。张出京,信件邮递。蟹买寄否。李务期于成。乞电复。荫。”
这里的“川”,是“观川居士”洪述祖的专用密电码,“荫”即洪述祖字荫之的简称闵智贤。“李务期于成”,指的是应夔丞谎称可以包办嘉兴李女士给洪述祖做妾的未遂性贿赂。
1912年10月30日,洪述祖又有一信寄应夔丞:“前信发时,所有电文一纸,匆匆未曾封入,兹再补寄,望查阅。日来情形若何?能北来一行否?至盼复示。手致夔丞仁弟。名心顿首。卅日。”
洪述祖补寄的是他于10月27日收到的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密电,其中写道:“北京内务部洪述祖君鉴:华密。前得敬电,当即达知黎公。兹接复电,文曰:‘有电悉特拉维夫太热。应夔丞既愿效力自赎,亦能担保共进会无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且赶速设法解散武汉党徒,是其悔过自新,实为难得。尊处办法极是,敝处以前通缉之案,自应取消。除通电外,特此奉复。元洪。宥。’等语,特闻。德全。沁。印。”
洪述祖回京后加紧活动的结果,是国务院于10月29日奉大总统令致程德全电:“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惟应夔丞是问。即由该都督责成担任,并酌予委用。”
针对洪述祖接连发出的上述函电,已经担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应夔丞却显得既迟钝又消极。他直到11月2日才回复了一份四等电文:“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顷自浙回,函电均悉,详情另复。夔叩。”
11月29日,洪述祖致信应夔丞,其中写道:“连日俄蒙事忙,今日国务院会议,始决定三万元之款准发。至宝山一节,陆军、参谋两部,尚须研究,缘颇有人为宝山运动,不独朱瑞与吾弟反对也。总统极盼吾弟速来。近日庄都督(鄙人之表弟也)到,兄嘱其为吾弟揄扬,日象较胜。惟接此信后,望由津浦路克日前来,一谒总统,并领取款项,即行回南,亦无不可(附上总理亲笔信一纸,阅后,即带还鄙人为要),务祈注意为盼。兄亦待款孔亟,并欲设法加一浙江巡查长,以便与朱合而为一,吾弟以为然否?”
所谓“三万元之款”,是洪述祖为应夔丞争取到的用于招安解散共进会的款项。“庄都督”指的是前江苏都督庄蕴宽,字思缄。他是1866年生人,比洪述祖小七岁,比应夔丞小两岁,清朝末年任广西平南县知县。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度被孙中山任命为江苏都督,同年4月改任浦口商埠督办。洪述祖转请来自南京的庄蕴宽在袁世凯面前替应夔丞说好话,从侧面证明他自己在袁世凯面前并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
“宝山”指著名盐枭、青洪帮大佬徐宝山(怀礼)。他是丹徒南门人,生于1866年,因为身材高大并且敢作敢为,人送绰号“徐老虎”。他本来是正宗的青帮首领,属于比“大”字辈还要高一辈的“礼”字辈,听说泰州城内有个洪门首领任春山,便主动前往拜访并结为异姓兄弟。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徐宝山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两个人合开洪门山头,从两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山名,曰“春宝山”。徐宝山的这种跨帮运作,使得青洪两帮的会党人士都聚集在他的门下。
1912年4月16日,扬州军政分府都督、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致电袁世凯,称大局已定、全国统一,愿意率先取消军政分府,拥护中央政府“统一治权”。4月20日,袁世凯下令取消扬州军政分府,继续担任第二军军长的徐宝山,把儿子送到北京充当袁世凯总统府的侍卫武官。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为了应对国民党方面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在作战计划中准备把“徐宝山所部(约步一师)为扰乱宁苏内部之牵制队”。徐宝山也主动派兵截留过国民党从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过境军火。1913年5月24日,徐宝山被陈其美派人用古董花瓶里面安装炸弹的方式予以暗杀。徐宝山被炸死后,第二军被整编为第四师,由他的弟弟徐宝珍出任师长。“二次革命”期间,第四师配合张勋攻占南京城,随后被强行解散。
时任浙江都督的朱瑞,在上海漂泊期间曾经拜应夔丞为师,名列青帮“通”字辈。后来结识陶成章、秋瑾等人并且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期间,他率领浙江军队参加光复南京的战役,并且对黄兴以大元帅名义组织南京临时政府表示强烈反对。朱瑞当时对于以应夔丞为会长、以陈其美为后台老板的中华国民共进会采取铁腕镇压态度,在很大程度是光复会与同盟会及国民党之间相互敌对、相互仇视的一种延续。因为准备嫁女儿而“待款孔亟”的洪述祖,竟然把自己想通过“设法加一浙江巡查长”,以便与强力镇压共进会的浙江都督、应夔丞以前的青帮弟子朱瑞“合而为一”的如意算盘,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作为镇压对象的共进会会长、前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应夔丞,足以证明他的急功近利、利令智昏。
在程德全的“检查报告”第四件中录有洪述祖的一份密电,被《民立报》的“宋案证据”列为第三十三项,全文如下: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敬悉。颇有悉南方有人谗谤,现在张、徐交斗,弟如劝(导)(惩)宝山只许解散,正可趁此机会立功。能否,先电复。总统(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万。兄到沪同来,于事有济。初四。”
这里的“初四”为应夔丞亲笔添加。依据前后函电的相关内容,应该是1912年12月4日。洪述祖第二次南下上海的时间是12月中旬,这次南下的直接成果,是陪同应夔丞和如夫人李氏,以及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等人,于1912年12月下旬抵达北京,入住前门外的金台旅馆。
六、应夔丞的北京之行
应夔丞等人在北京整整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先后受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洪述祖没有参加上述会见,而是躲在幕后出谋划策。其中既有避嫌的成份,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他作为前国务总理、国民党人唐绍仪的亲信,与袁世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他的官位也不足以参与最高层的相关决策。
1913年1月14日,已经接见过应夔丞的赵秉钧亲笔写下一封公函,被《民立报》列为“宋案证据”第一项:“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先生鉴。钧手启。”该项证据还附有“信面”文字:“即送应先生启。赵缄。川密电本密本三本。”
对照当年多家报刊公开刊登的影印件,以及程德全的“检查报告”第十八件,这封公函的准确文本是:“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兄鉴。钧手启。一月十四日。”“信面”上的原文是:“即送。应先生启。赵缄。”《民立报》“宋案证据”第一项中的“川密电本密本三本”,是对于密码本上注明的“北京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的错误抄录。
“应密”就是专供应夔丞使用的密电码。“川密”是“观川居士”洪述祖此前已经交给应夔丞的另一种密电码。1913年4月28日,赵秉钧在针对《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发表的长篇辩护通电中解释说:
“至本年一月,应将南归,濒行求见,面请发给国务院密码电本。本总理当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电报告,以防漏泄,应夔丞请发密码,理无固拒,因即许可。又恐其借事招摇,别生枝节,因函嘱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借示在官言官,语不及私义,而别嫌明微之隐衷,亦可于兹揭示。斯则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函所由来也。”
事实上,不仅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之间用密电进行联系,袁世凯和他的秘书梁士诒,与上海国民党方面的孙中山、黄兴之间,也在使用密电联络。就连辞职下野的前农林总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与北京同党刘羹臣之间,也同样在通过密电联络。值得注意的是,曾经担任过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科长的应夔丞,在北京期间专门收集了赵秉钧写给洪述祖的几封亲笔信件,被程德全的“检查报告”列入第十二件。现依据时间顺序重新排列如下:
其一、赵秉钧落款时间为“廿九”的致洪述祖短函:“应君事,款准发前妻闹翻天,所陈条件,陆、参两部尚有斟酌,日内即定议也。知念布达。荫之兄台鉴。弟钧拜启。”
其二、赵秉钧落款时间为“二十九”的致洪述祖短函:“应君之款,请署其具呈说明办法,以便筹拨。钧启。”
其三、洪述祖写给应夔丞的短函:“顷归,接总理函,送阅即请速行照办可也。兄今晚不出城矣。夔丞仁弟。兄名心启。卅。”
其四、赵秉钧致洪述祖短函:“应君领字,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才行。弟事多,明日会议,恐不暇及此,散会甚晚,此事请于午前办,尚可不误晚车也。荫兄刻到。弟钧顿首。”应夔丞在这封短函的信纸上,专门进行批注并且加盖了自己的印章:“二年正月九日。已照办妥。”
《民立报》的“宋案证据”第二十九项,是洪述祖分别于1913年1月5、9两日写给应夔丞的两封书信。相对准确的文本被程德全的“检查报告”列为第十三、十四件。第十三件的内容如下:
“顷闻总理谕,嘱吾弟开一南边办法手折(即如何解散及取缔之法等事),明日面交。又言次长处,明早十钟往辞为要,此次渠甚力也。大总统处,或星期二早,往禀辞为妥。夔丞棣台,小兄名心启。二年一月五号。”
第十四件写道:“连日未晤,甚念。总理处手折,已否面递,行期约在何日?鄙人明口赴津,一二日耽搁耳。如何情形,示我为荷。夔丞老弟足下,名心。印。九号。”
这里所说的“开一南边办法手折”,指的是1913年4月11日由上海《神州日报》公开披露的应夔丞《条陈如何安排会党之说帖》,其主要内容是呈请中央政府任命应夔丞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由他体察各会党的内部情况,酌定统一章程,使会党人士的宗旨习惯默化咸归大道,并且选各省会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向中央政府汇报情况。这里所说的“言次长”,指的是内务部次长言敦源。
1913年1月22日,洪述祖与应夔丞、张尧卿等人一起,从北京乘火车经南京来到上海,下榻于石路吉升栈。这是他为了招安解散共进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南下上海。就接受招安的应夔丞来说,他这一次的北京之行收获颇丰。程德全“检查报告”中的第十九件,是“应夔丞致某某信”,其中写道:
“洪来电,奉总府特委,与夔改为秘密结约,以便进行刘解忧。定礼拜三,即正月二十二日由京直南,念三晚抵宁转申。妾事与栈房速办定,妾即交慕良去办。栈定新洋栈,即桂仙底子翻造之处。统照前信一一办妥,约计千元之谱。夔约礼拜三下午一点快车来沪,或今日晚车来,均不定。此间诸事都大顺大吉,百凡如意,另获款五千,已汇赵菊椒,由宁交其带申,俟夔莅申再收。夔手泐。正月二十一日应夔丞印。”
从该信的内容与口吻判断,应该是应夔丞从北京写给妻子的家信。所谓“总府特委”,是应夔丞自欺欺人的炫耀话语。他希望中央政府把江苏都督任命的江苏驻沪巡查长,改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中央政府并没有答应此项要求。赵秉钧在4月28日辩护通电中给出的解释是,中央政府对于应夔丞并不十分信任:
“政府准浙江朱都督电称,‘共进会在苏沪一带有不法情事’,十一月二十日奉大总统电饬程都督密查。程都督于十二月五日歌电查复,有‘应夔丞投效以来,于苏境伏莽尚能力求消弭,惟此间裁遣军队已近六万,生计所迫,隐患殊多。必尽责诸一人,或亦力有未逮’等语。是政府于应夔丞使贪、使诈,良非得已,而防闲之意,迄未稍疏。”
由此可知,共进会长应夔丞于1912年12月下旬在洪述祖陪同下抵达北京之前,浙江都督朱瑞与江苏都督程德会,一直在奉袁世凯的命令对共进会进行调查处理。10月下旬,朱瑞在全省范围内发布查禁共进会的通令,其中介绍说:“查该会发起宗旨,原欲改革旧习,勉为良善,用意未可厚非。无如入此会者,莠多良少,恃众横行。如已经获办镌造伪印聚众谋逆之俞昆、管伟,私藏炸弹招徒放票之包田芳,伪造旗令文之黄云,及通令缉拿之刘金兰等,均或搜有共进会证书,或系共进会员。本都督因不欲以少数人之违法,厚责该会全体,故所获证书,均不作罪状宣布。即如旧嘉湖各属,每有匪案情节重大者,讯系该会会友,亦仅饬令其一部分解散。……近据沪杭各报所登载,调查员所报告,各处绅商人民所禀诉,暨各路统领管带、各县知事所密禀,几无一处无该会会员之扰乱,更无一案不与该会有关系。小者恃强敲诈,愚弄乡民,大者开堂放票,聚财敛钱,甚至明目张胆,谋为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朱瑞表现出的是极其强硬的铁腕作风:“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淅江各属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惟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
11月9日,袁世凯再次发布取缔秘密会党的布告:“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消戢帕特莱利,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应再由该都督等饬所属民政各机关剀切出示,设法劝谕。凡从前秘密集会,如能知悔自首解散者,均准不究既往,其有愿改组社会者,但能不违背法律,不扰公安,自应在保护之列。”在接到朱瑞“共进会在苏沪一带,有不法情形事”的电报后,袁世凯于11月20日下令国务总理赵秉钧“电饬程都督密查”。江苏都督程德全于12月中旬发布训令:“中华国民共进会实系青红帮组织,如果查有共进会会所,着即勒令解散。”
为取缔江苏境内的共进会,程德全动用军队逮捕了一些地方的共进会会长,譬如驻防无锡的步兵团团长秦铎,就成功逮捕了无锡共进会会长宜大顺:“宜大顺淮安人,撑粮船为业,无锡共进会初成立时推为会长,徒党万余人,势力极大。此次在芙蓉山收徒,大开香堂,杀猪数十头,哄动一时颖霆。秦铎君办理此案十分慎密,故能鸡犬不惊。”浙江方面,截止11月19日,先后拿获共进会员会员五十三人,全部处以死刑。
细节决定历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历史当事人,无论是袁世凯、程德全,还是洪述祖、应夔丞蓝蓝路教主,当时都不可能意识到,代表中央政府的洪述祖对于负案在逃的会党首领应夔丞的成功招安,即将酝酿出刺杀宋教仁的百年悬案,并且因此改变了整个中华民国的前途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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